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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广运:论沂蒙精神的党性特征

www.langya.cn 琅琊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5-01-09 13:52:00 论坛

  “沂蒙精神具有人民性的基本特征” ,而“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因此,可以说沂蒙精神具有党性特征。本文拟以沂蒙精神形成的关键期——革命战争时期为考察重点,谈点自己的看法。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明显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主要体现在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等方面,而先进性和阶级性体现在群众工作方面,就是辩证地处理了学习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关系,全面、务实地做好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带领群众前进等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战斗、工作在沂蒙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以他们的言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从而使沂蒙精神具有了党性的基本特征。

  一、信念坚定,方向明确,艰苦奋斗,勇于创新,重视组织和文化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1、信念坚定,方向明确,为沂蒙带来了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奋斗目标。

  沂蒙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有许多革命前辈在这里战斗、工作过,仅在1955年至1965年期间授衔的1614名将帅中,就有429人曾在沂蒙战斗过。这些革命前辈,在自己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信念坚定,革命目标明确的同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沂蒙带来了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奋斗目标。

  沂蒙是山东较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地区之一。20世纪20年代初,刘晓浦、刘一梦、李清漪、李清潍、刘之言等沂蒙籍进步青年曾分赴外地寻求真理,接受了马列主义。然后回乡传播马列主义,开沂蒙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观念之先。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中央委派,黎玉、徐向前、罗荣桓、刘少奇、陈毅等革命前辈先后来到了沂蒙。他们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耐心地通过采取报告、演讲、座谈会、个别谈心等形式,有计划地在人民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沂蒙人民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明确了革命的目标。例如,黎玉认为:“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加强革命思想的宣传,提高群众对自已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一致,并有希望实现这个前途的热情。”“要抓紧适应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如十大政策还未被充分注意宣传),也要随时随地把共产主义具体化,以启发群众理想与现实痛苦解除的出路。”“在公开的面目下,要大胆的、公开的宣传党与军队的政治主张,以至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群众,扩大党与我军的影响。”

  1938年,罗荣桓率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曾积极宣传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七大精神。1943年,罗荣桓同志要求各级领导从学习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整风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注意联系实际,提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辨别能力。为了使党员干部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罗荣桓通过写文章、作报告、谈话、批改干部们所写的材料等方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如在1944年7月1日,他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干部作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他认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的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我军所以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在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成功经验,被誉为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匠” 。

  正是由于革命前辈的努力,沂蒙人民接受了先进的思想观念,明确了奋斗目标,进而激发了沂蒙人民支持共产党革命事业的热情,调动了沂蒙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转变成了沂蒙人民自觉追求的革命行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党性和人民性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

  2、重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文化教育,奠定了为民众服务的基础,同时为沂蒙带来了先进的组织建设原则、工作作风和先进的文化教育。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沂蒙的党政军领导在革命斗争异常激烈频繁、环境异常复杂、生活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天辟地地加强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并发展文化教育,在奠定为民众服务基础的同时,为沂蒙带来了先进的组织建设原则、工作作风和先进的文化教育。

  沂蒙是山东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1927年4月,中共沂蒙第一个县级组织——沂水县支部成立。1928年6月,成立了中共沂水县委。1929年10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建立。1932年6月,中共临郯县委建立。1938年,中共山东省委率八路军山东部队主力进驻沂蒙。1946年12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沂蒙的金沟官庄(今属莒南县筵宾镇)支部成立。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团支部,也是全国第二个团支部。徐向前、罗荣桓、刘少奇等到达沂蒙后,更是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到1943年,实现了山东省的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乃至山东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成就斐然。到1940年,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就建立了2个战略区级政权、14个专区级政权、90多个县级政权、250多个分区级政权,人口约1000万,全省有组织的群众达300多万人。1940年7月,在青驼寺(今属沂南县)召开了山东省各界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3年8月,省战工会改称省战时行政委员会。1945年8月13日,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莒南县开会,决定将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称省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区成立的第一个省政府。1949年3月,山东省政府改称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罗荣桓领导的一一五师居功至伟。1938年6月,一一五师进入山东时不足1万人。至1940年10月,一一五师完成了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部队发展到了7万多人,到1945年8月,则达到了27.3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数的22%。

  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在沂蒙的党政军除了展现了有别于旧式政党、政权、军队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程式以外,还表现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政治品格、工作作风和战斗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仅以罗荣桓为例。他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结合沂蒙的实际,总结出了“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根据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翻边战术”;开展了“唤夫索子”运动,创造了策动大股伪军反正并对其改造的经验以及炸药爆破的经验;总结了精兵简政和组织武工队的经验;提出了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和主要方向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对敌斗争策略。1942年8月至11月,他还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等文章,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这些都曾得到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肯定、表扬和在全国推广。这一切都为沂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组织建设原则、工作作风和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在进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同时,在沂蒙的党政军还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文化教育活动。1939年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往山东,1940年1月到达沂蒙腹地沂南县孙祖镇。后转战于沂水、莒县、临沂、沭水、费城等地办学。第一分校在沂蒙6年,共培养干部2.85万人。此后,沂蒙根据地创办了多类不同层次的学校。其中,在沂蒙的干部学校主要有:山东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山东战地服务团、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山东公学、山东省财政经济学校、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等。在沂蒙的高等院校主要有:滨海建国学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山东大学、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等。中学主要有滨海中学、滨北中学等。在农村,在大力发展抗日小学、正规小学的同时,还开展了识字班、庄户学、冬学、常年民校为主要形式的民众业余教育,出现了“村村办学,户户读书,抗日救国,人人争先”的新气象 ,掀起了面向农民、面向妇女的新文化普及运动。其中,庄户学成为根据地普及农村教育的一面旗帜。创办庄户学的张建华也被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授予“山东教育英雄”称号。

  在办学的同时,还组建了一批红色文艺团体。其中主要有八路军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第一分校文工团、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学校宣传大队、姊妹剧团、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鲁南剧社、沂蒙国剧社、山东省人民剧团、鲁中南区歌剧团等。演出的主要形式是话剧和歌剧,演出的内容与革命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如宣传对敌斗争、“动参”支前、“双减”土改、妇女解放等。在沂蒙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翻身民歌》《炮火与怒火》《坚持沂蒙山区》《飞兵在沂蒙山上》《临郯青年救国团团歌》《我们的连长何万祥》《刘少奇在朱樊》《日本侵略者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跟着共产党走》《沂蒙山小调》《孟良崮战役》等大批红色文艺作品,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提高沂蒙人民的文化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在沂蒙进行的文化教育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党政军人才,而且为沂蒙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教育,提高了沂蒙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二、立场坚定,立足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

  1、立场坚定,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沂蒙的党政军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为了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关系。

  在沂蒙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十分重视党群、军民关系。例如,1942年刘少奇在沂蒙调研后得出了“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的著名论断 ,为共产党员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定准了基调。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在鲁南干部大会上说:“要发扬民主作风,倾听人民的意见,替人民做些善政,反对高高在上的衙门制度。要接近人民,反对贪污,实行减薪,建立廉洁有工作能力的合乎抗战需要在人民中有威信的政府。”

  在沂蒙革命老区转战6年之久的罗荣桓始终把自己看成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看成自己的亲人,愿意接近群众,坚持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同甘共苦,与人民群众构筑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他经常讲:“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生命就要枯竭。”

  一一五师刚到山东时,由于群众对部队不了解,村民有时不让部队进村。这时,罗荣桓就说:“群众不让我们进村,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群众宣传我军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决不能和群众为敌。”群众见部队秋毫无犯,同意部队进村后,罗荣桓就立即组织部队帮助群众打扫卫生、劈柴、挑水、理发、看病。结果,很快拉近了和村民的距离。部队和老乡一样,吃的是煎饼野菜。当时的煎饼主要是用掺着糠的高粱面做成的,又黑又硬,咬嚼起来十分费劲。师部有些从上海等南方城市来的人不会卷煎饼,就双手捧起煎饼吃,样子很像读报。于是当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啦!读报啦!”久而久之,“读报”就成了吃饭的代名词。罗荣桓是一一五师政委,患有很严重的痔疮和肾病,同志们想给他开点小灶,但被他拒绝,也与指战员一样每天“读报”不已。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从2岁到6岁期间,一直断断续续寄养在沂蒙老乡家中,吃百家饭长大。所以2014年4月,罗东进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沂蒙山区吃剌嗓子的煎饼,靠大爷大娘搁到嘴里头嚼碎了,像喂小鸟一样嘴对嘴把我们喂养大”。并说:“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和教育,是告诫我们不能忘记老百姓。” 罗荣桓的夫人李月琴曾回忆说:“老百姓磨出来很多煎饼,挑着来慰劳军队。……罗荣桓强调再苦也要照顾老百姓,守纪律,不能破坏群众纪律,群众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所以跟群众关系搞得好。……罗荣桓经常讲:‘山东的老百姓真正好。’他最喜欢山东老百姓。”

  黎玉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帮助群众劳动是爱民的具体表现,是军民感情军民打成一片最有效的行动,……一种是帮助群众季节生产劳动,如春耕、夏收、秋收,在边沿区并配合抢收、抢耕、抢打场;一种是帮助群众日常劳动,如捣粪、抬粪、推粪、挑水、铡草、推磨、抬土、推碾、托坯、打炕、挖水沟、搬草、钻磨、摘花生、切瓜干、起地瓜、捕蝗虫、盖房、剃头、劈柴、打场、喂猪、拦鸡、垫牛栏、喂牛等家务劳动,……要尽我们的可能的力量,处处为了群众打算。” 所以,帮助群众劳动成了沂蒙党政军的一贯做法,成了沂蒙党政军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法宝之一。

  扎根于人民群众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的。从阶级本性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是群众,应该在人民群众之中,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刘少奇曾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因此,可以说,阶级性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应比普通群众肩负更多的责任。所以,共产党人既不能丢掉群众的立场,也不能回避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才能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革命战争时期,战斗在沂蒙的党员干部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2、观点鲜明,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观点鲜明,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群众利益。例如,1944年4月,黎玉同志在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爱护群众利益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要尽我们的可能的力量,处处为了群众打算。”“一切战时、平时环境要处处爱护群众利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四团政治委员吴岱曾回忆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最大的拥政爱民,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用战斗来保卫人民政权和群众利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群众遭劫遇难有危险,部队就立即出动前去解救。”1944年春节前夕,“为了保卫人民群众过好年,我们的干部战士不分昼夜,顶风雪冒严寒站岗巡逻。”“平时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保卫群众麦收,助民秋收秋种,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等。”“古贺区的干部群众为表示感谢,给我们团送了一面绣着‘滨海屏障’的锦旗。”

  罗荣桓认为,人民战争要靠人民支持才能打赢的,应当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不浪费一粒粮食,不多用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马。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年,他发动部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克服由于敌人封锁造成的困难,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减少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他在沂蒙检查工作时,发现有人为便于在反“扫荡”中隐蔽部队、疏散群众,强令老百姓不准砍高粱秆。他立即指出,对群众不能搞强迫命令,要把道理讲清楚,使我们的规定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同年,沂蒙各地百姓家养的狗成了八路军夜间开展游击战的障碍之一。罗荣桓召集陈光、朱瑞等人开会,决定在根据地开展“打狗运动”,但效果不理想。于是,《战士报》刊发文章称:“打狗运动是政府的号召,狗叫会影响部队的行动,会暴露我军的行踪,要求群众理解、拥护”。罗荣桓看后,马上对《战士报》的社长说:“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能只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老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社长听了以后,马上改进宣传内容。各村也迅速召开动员会,“打狗运动”很快蓬勃开展起来了。

  关于利益问题,刘少奇曾经说:“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

  从上述论述和工作细节中,足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在黎玉、罗荣桓、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心中的位置,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即党性特征。

  三、辩证地处理好了学习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关系,全面、务实地做好了群众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实践观点和实事求是精神。

  1、辩证地处理好了向人民群众学习和教育、依靠人民群众的关系。

  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又要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论点之一,也是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处理的问题。但革命战争时期,在沂蒙工作、战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领导却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首先,他们注重向人民群众学习。如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领导上要把任务的提出应当作只是事情的开始,要亲自动手去组织实践,联系实践,通过干部和群众的经验,补充领导知识的不够,否则,任务的提出开始还只能是一般化。”“任何一个领导机关,任何一个领导同志,都必须时时主动征求倾听群众和下级的意见,解决群众和下级任何一个小问题,群众和下级的任何一个批评和指责都应抱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以德报怨’的态度去考虑和接受,一切都要真正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向群众学习,当小学生,凡事经过调查研究,不听片面的反映和作片面的结论。” 1945年1月16日,罗荣桓《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闭幕典礼上的致词》 中还指出:“有了自我批评,倾听群众的意见,民主才能充分。”

  其次,他们注意教育、启发和依靠群众。如徐向前在谈到动员民众参战时说:“必须经过说服教育,万勿强迫。加强民众的抗日民族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 在总结孙祖战斗的经验时他又说:“应注意组织与教育群众,使群众在以后战斗中能与部队取得密切的配合,以群众的游击战,来配合军队包围及歼灭敌人。” 1944年4月,黎玉同志在军区政工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在空白区、落后村、未建立群众团体的村庄,从群众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的切身要求上去发动群众自己干,来发展工农团体,并在学习上、劳动上、纺织上、识字班,去推动青年妇女、儿童的组织。”“要懂得不论在任何地方,对群众是不能以强迫命令包办的办法发动起来的,而是要启发群众自觉,发动群众迫切要求去运用各种各样形式上去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并随时地发现与培养群众积极分子、群众自然领袖,来培养他们更加正确,以推动群众自己来组织扩大群众。”

  向人民群众学习就是向实践学习,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观点和广阔的胸怀。教育、启发和依靠群众,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先进性和责任感。

  2、全面、务实地做好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起家之本,是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础。在沂蒙战斗、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做群众工作的模范。山东特别重视群众工作,1941年4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县以上各级党委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其职务为计划研究并决定党在该地区的群众运动方针,检查督促各政党团执行计划的程度,调整统一工农青妇文各委会的步调,……” 毛泽东对山东的群众工作也给予高度评价,曾说:“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罗荣桓在山东,一直抓住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 江泽民也曾说:“罗荣桓同志是对党忠诚,敢于坚持原则的典型;是实事求是,善于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典型;是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典型。” 这些评价是恰当的。罗荣桓的确是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在沂蒙6年,每年的主要工作都是群众工作,他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落实到位,效果显著。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使之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他从一一五师抽调大批干部,分成小组深入农村,帮助地方党组织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帮助各县、区群众,组织自卫团、农会和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组织和区、乡政权。刘少奇到山东后,特别是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罗荣桓和黎玉从调查研究、训练干部入手,发动农民与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进行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通过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军事行动的目的之一也是群众工作。1944年7月1日,罗荣桓在报告中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武装群众的力量而打仗。” 随后,他又说:“我们必须把群众继续发动和组织起来,也就是更进一步贯彻以查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在沂蒙工作多年的黎玉也是做群众工作的专家,他仅在1939年至1949年的10年间,就发表了《起来!为广大人民办事!》《介绍大家读李有才板话和我们的群众路线》《拥政爱民与军队群众工作的建设》《在鲁中区群众工作委员会扩大干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与今后工作的意见》《怎样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山东纵队的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在山东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对于山东今后群众运动的意见——在华东局群工会上作的报告》等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具有较强的启迪、启发意义。他做群众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办法多、踏实、细致。这在他的报告中可略见一斑。如1944年4月,他在军区政工会议上在谈到军队群众工作的建设时说:“由于基本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群众往往有对军队害怕怀疑、不敢接近的老习惯,所以,我们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时,就必须首先表示和气亲热,使人人愿意亲近的态度来对待群众,使群众逐渐敢吐露真情实话。”在谈到宣传群众工作时,他谈到了“宣传内容”、“宣传对象”和“宣传方式”。仅在宣传方式方面,他就谈到以下几点:参加各种学校上课、作报告,出席各种群众性的集会(如工、农、青、妇、儿童各种代表会议、全体会议、反扫荡动员会议、纪念会议),组织集市宣传、村民大会、房东座谈会、军民联欢会、难民座谈会、农业生产座谈会、抗属座谈会、村干部座谈会、士绅座谈会,娱乐及化装宣传,访问宣传、自己的爱民宣传,文字宣传(如小墙报、小标语,小画报等) 。

  正因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带领群众前进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中国共产党在沂蒙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时期,沂蒙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到1945年7月,山东五大解放区已完全打通联系在一起。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八路军的总人数已经发展到了27万多人,基本民兵发展到了50万人,此外,还拥有数百万人民自卫武装,形成了一支雄厚的正义力量。在解放战争中,沂蒙人民一切为了前线,全力支前、全程支前、破家支前,出现了民兵、民工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奔赴战场,妇女们在后方赶制军服、加工军粮、救护伤员,父母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杀敌的大好形势,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研究中心)

来源:  编辑:庞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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